超奇之人，已不可识，而况欲得圣人乎。
但笔者认为，就真正意义上的名家来说，其范围宜窄不宜宽，因为如果把墨辩也纳入进来的话，那么似乎墨家和名家就有了巨大的亲和性，但事实上，墨辩和名家是作为理论对手出现的，他们的关系更接近敌手所以事实上，曹峰所谓的两个名家并不成立，名家只有一个，就是以公孙龙子、惠施为代表的一批先秦思想家。
众所周知，名家思想受到了儒家的正名理念和刑名家的法治理念的共同影响，因此，他们试图通过纠正当时诸种对名实关系的错误理解，来改变战国时期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进而形成某种具体的治理方法和相应的道德思考、政治理念。由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问题，在公孙龙子这里都被处理为物世界的正名问题。在王霸关系问题上，惠施学派应当会赞同和谐的王者之治，并认可国家统一的意义。另一种则是探讨道德、政治问题中之名实关系的广义名家，由此，先秦时期关注名问题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黄老道家、韩非子等也都带有辩者乃至名家的特色了。名家相关思考的整体背景，正是上文所提及的名家物和名的世界观、万物观。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公孙龙子、惠施、尹文子等被纳为名家并无异议，但按照近现代学术的研究，墨辩也被纳入了广义名家的范围。公孙龙子生活在战国那个乱世中，他面对诸种混乱而残酷的现实问题，从物的世界和正名的理论出发，认为应当以兼爱的价值观来实现偃兵的和平策略，进而实现社会秩序的改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对晚明商品经济长足发展的一种描述,也是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出现的一种说明。
陈继儒认为，这正是圣人神道设教之本怀的反映。随着白银作为货币的广泛流通，以及赋役折银的制度创新，社会各阶层全部被卷入到白银货币体系当中，带来了晚明社会的全面变化。在我们看来，阳明学的重要性更在于它是中国所谓近代哲学的发端。所以，人生的一切思考、行动都与志有关。
三是在社会功利化的同时，个体欲望的解放而导致的社会风尚的奢靡化、道德的沉沦感和人情之硗薄。而佛教丧礼中为死者忏悔罪业以超度的态度，与儒教丧礼中慎终追远、敬祖收族的态度之间，终将发生冲突。
一方面，晚明庶民社会的形成最先发育于江南地区，江南地区成为全中国的先驱者，而若从全中国着眼，仍然存在着庶民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晚明构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是元明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明代中叶以来对明代前期历史的反动的结果，是蕴含于元明历史内部和基层的历史力量突破明代前期历史局面的限制的结果。在我们看来，今日之生员问题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问题，其中当然蕴含着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发端的可能性。吾语子：今夫工各以其技受直，虽甚巧，不可以坐得食也。
立志是无中生有的工夫作为圣贤之学的起点，其实包含了圣贤之学的全部内涵。黄宗羲从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所谓缙绅士子的政治作用，将其视为监督上至朝廷、下至乡里的政治力量，并把学校作为参政议政的场所。天下之士非士也，皆商而已。同时，正如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所显示的，这些因素也仅仅是萌芽而已，它们并没有真正发展成为资本主义。
立志是无中生有的工夫一方面是对现代性的精神基础的深刻揭示，另一方面则是对这种具有虚无底色的精神基础的二次元意义上的克服。此外，从阳明思想中开展出来一整套构想现代社会的理论方案，这套理论方案在中国现代史中，不断地被以某种方式加以落实，但这些落实都未能充分实现阳明社会构想的全幅图景和精神内涵。
当然，良知的概念是阳明后来提出的，只是他对思亲情感的发现，已经设定了发现良知的方向，亦即从情感出发来理解良知、理解价值的方向。不过，清代历史虽然走上了另一条路，但方向仍然是被晚明所规定的。
只要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立志，便具有了某种圣贤气象的意味。这是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理想，正如良知的发现不是阳明个人的发现而是文明的事件、文明的发现一样，这样的社会理想实际上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现。这是我们探究晚明的真正动机所在。这是阳明学中一个深入人心的观点，而且是导引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价值方向。于是，晚明出现了大众性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精英文化和庶民文化开始融合。因此，以庶民社会为底色的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具有着与西欧近代商业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市民社会不同的特质。
以往对于阳明学的理解有很多种说法，比较典型的说法是阳明这一生有五溺、三变，即沉溺在所谓的任侠、骑射、词章、神仙、佛老当中，并且经历三次人生转变。[4]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第201页。
而明代后半期的历史变化虽然酝酿于15世纪中叶，却真正发端于16世纪，正好将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分成前后两个150年。经济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就其实质而言，毕竟是人与人关系的重构。
这些江南出身的士大夫开始针对江南问题进行政治斗争，出现了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政治集团。作为无中生有的工夫的立志不仅关乎个人的痛痒，也关乎世界的痛痒：正是经由了这种真切性，方才建立了道德的真正可能性。
异人曾有一番期勉他将来成就第一等人的话，由之导引阳明问师于何谓人生的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第一等事就是读书及第。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良知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世界和个体的整体性关系。16世纪以来，江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了新的乡绅阶层。
因此，立志是无中生有的工夫就是在所谓现代性的精神基础之上，重新安立了儒家的核心价值，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中国的学术思想总是从中国之整体或天下之大局出发面对历史的新挑战，因此，学术思想和政治规划总是具有自身的价值逻辑和政治考量，而不会直接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
这种情感表明，父母一伦是无法否定的价值关系。有学者曾指出，发生于15世纪中叶，持续近两个世纪的流民运动实际上成为明代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条件。
阳明以无为用，体无而用有，把无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由无来建立儒家价值。孝的情感本身是起点，只有生发于它，并推展、扩充开来，才会变成天地之爱，才会成为所谓圣人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境界。
这些暴涨的人口逐渐成为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而形成流民运动的重要来源。所以立志的根本性意义，不只是给我们的人生定立一个方向，同时它也给我们自己的世界定立一个方向，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世界负责。曲折提供了某种动力，也就是说曲折是一个必要的曲折，而不仅仅是曲折而已。弱小而集中的权力总是走向暴虐化，这是晚明政治逐渐走向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间宗教是儒教社会体制的组成部分，与宗族社会共同承载基层教化和伦理护持作用，是通过神道设教而实现基层社会与主流价值沟通的渠道。玉米和甘薯这两种高产作物在16世纪自美洲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北方普遍种植，促进了北方农业的开发，促进了明代后期人口的迅速增长。
这些学术思想成为应对庶民社会礼教再编成问题的重要资源，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前提，代表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潜流和趋向。社会的构造是同心一德、集谋并力的结果，是互助合作的结果。
良知的知来自于《大学》中的心意知物。夫名固将以表实也，今之贤者一二，而其流为商者千百也。
